学》等四、五门课程。傅斯年博闻强记,许多古籍的原文和训释都谙熟于胸中。
据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回忆说:“孟真师博学多才,开的课很多,而且不限中文系的。我记得有《中国文学史》、《尚书》等五门课. .《尚书》除《盘庚》、《康诰》等二三篇外,其余他都可背诵。常常在黑板上一段一段地写,并没有《尚书》在手里. .孟真师上堂不带书,只带几支粉笔,登台后就坐在藤椅上,滔滔不绝的讲,讲的很快,无法笔记。他随着兴之所至写黑板,常常不管下课钟声的。”
他开《古代文学史》课,没有现成的讲义,于是便动手编写。他自己刻钢板,在蜡纸上起草,稍加修改,即付油印。所以学生拿到的讲义,常有增删涂改的地方。
傅斯年在《诗经讲义稿》的序言中谈及当时编写讲义的情况说:“日中无暇,每晚十一时动笔写之。一日之劳,已感倦怠,日之夕矣乃须抽思,故文辞不遑修饰,思想偶涉枝节。讲义之用,本以代言,事既同于谈话,理无取乎斫饰,则文言白话参差不齐之语,疏说校订交错无分之章,聊借此意自解而已。其中颇有新义,深愧语焉不详。此实初稿,将随时删定。一年之后,此时面目,最好无一存也。”
从这番话里可见,其日常工作和教学活动的繁忙。
在教学方法上,傅斯年力斥中国传统的陈腐说教,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培养学生获取新知的方法和运用资料的能力方面,力求将学生引入学术研究的殿堂。
他在讲课的时候,特别强调学生做到两个方面:其一,阅读原始资料。他讲《中国文学史》课时告诉学生,研习文学,“第一要避免的,是太看重了后来人的述说,批评,整理的著作,以及叙录的通书,而不看重原书”。只要能够细心地读一部古籍,就比读一切近年出版的文学史著作都要好。他告诫学生不可把读教师的讲义代替读专门的古籍资料,恰恰相反,教师讲义的作用只是用来刺激学生读原始资料。
其二,学会思考问题。他说:“我的‘卮言日出’,非供诸君以结论,乃赠诸君以问题,有时或觉说的话仿佛徘徊歧路,毫无定见样的,这正因为我们不便‘今日适越而昔至’。且把一切可能的设定存在心中,随时推端引绪,证实证虚。假如这些问题刺激得诸君心上不安宁,而愿工作,以求解决,便达到这讲义的目的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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